前言: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给2015年的市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们不一定是个人或个体,他们是这一年里能吸引住我们眼球的人或事。
纵观过去的一年,美国IAM杂志评选出了
2015年度十大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个人,也有企业甚至是国家入选。尽管入选的理由千差万别,但是他们都在2015年的专利圈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小圈就来带大家围观一下,看看他们都是谁(排名不分先后)。
2015年的圣诞节前,爱立信与苹果公司达成交易,终结了两家之间所有的专利诉讼。双方签订了一份标准必要专利(SEP)的交叉许可协议、一份技术合作协议,以及两份协议的一次性付款和今后的专利许可费。对于Kasim Alfalahi而言,这笔交易为称心如意的2015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公司上下都见证了爱立信在印度和巴西的专利诉讼中大获全胜,并在英国通过非专利实施伙伴(NPE)“无线星球”(Unwired Planet)成功状告谷歌、华为和三星。不过稍令人不爽的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在专利政策上的改变,爱立信因此声名在新规则下不会提供许可。2012年Alfalahi开始对爱立信CEO直接负责时,公司知识产权收入为46亿瑞郎。在与苹果公司达成交易之后,公司2015的知识产权收入预计在130亿至140亿瑞郎之间,若以当前汇率计算则相当于15亿多美元。不管以谁的标准来衡量,这都称得上是非凡的业绩。
Kyle Bass 和Erich Spangenberg各自涉足的领域原本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去年他们合力向“大型医药公司(Big Pharma)”投掷了一枚重磅炸弹,并阻碍了美国专利改革进程。在首次针对“买得起的药物联盟”(coalition for affordable drugs)提出的多方复审申请结案后,他们2月又向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提出了针对Acorda Therapeutics(Acor)的多方复审申请。此后,二人共提交过30多项多方复审请求。其中部分申请被驳回,大部分则已经启动。值得一提的是,PTAB已经明确以寻求利益为出发点的战略并没有错。卖空必然是两人合作的动力之一,不过一份关于两人行为的解读指出,他们的想法实际上远比这复杂。Bass曾对IAM独家透露,他之所以打了场如此震撼的官司,部分原因是他和Spangenberg都清楚地看到了对专利体系的操控迫使美国人支付了很多本不应该发生的医药费。对于生物技术行业而言,这些诉状让人怒不可遏,更不用说他俩还要求在多方复审中取消这些专利。
数年来,谷歌一直是专利市场上的出色玩家,但是直到最近它才开始采用一系列连贯交易策略(相对于零散交易而言)。2015年,谷歌采取了两大举措:“专利购买推广”(Patent Purchase Promotion)和“专利启动项目” (Patent Starter Program),分别针对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这两大战略的天才策划者便是谷歌的高级业务经理Kurt Brasch,2012年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后,他也加入到了谷歌。积累了数年交易经验的Brasch已经拥有了各种必备技能,不仅能策划出如此闪亮的项目,也能推动谷歌与思科之类的企业达成重要的交叉许可交易。正是Brasch这样的人才团结在Allen Lo周围,才使得谷歌成为了世界上专利运营最牛的公司之一。
汽车上软件、通讯及其他高科技的应用变得和传统技术同样重要了,在汽车工业中,这样的技术融合说明身处其中的企业不仅得重新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得重新考量他们与专利之间的关系。福特在这方面算是首屈一指的了。从2月与高智公司(IV)达成重要交易到12月公布其在美国的专利申请增长了36%,福特在2015年牢牢稳住了自己在专利市场上的重要性。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福特全球技术公司首席CEO Bill Coughlin,他因出色的IP战略而誉满江湖。福特在越来越多的专利事务及与高智公司的“联姻”中占据优势,2015年福特也与RPX和专利转让联盟(License on Transfer Network)签订了协议,并宣布通过AutoHarvest创新中心研发的电动汽车专利,只是应对竞争的一个序幕。福特公司也是在汽车工业领域使用多方复审申请制度最活跃的一位。期待今年能听到更多这样的好消息。
欧洲常青的“专利制造机”——德国——2015年又更上一层楼。德国民众和企业仍然是欧洲大陆的主要专利申报者和接收者,德国法院也吸引了美国专利持有者到此来寻求胜诉的机会。去年Acacia、Marathon和Vringo这些公司都抱得喜讯归,Sisvel公司也赢得了杜塞尔多夫法院的关键判决。不用说,高智公司一定也决定要去德国起诉了。德国申请者不仅在欧洲专利局占了主导地位,德国专利局也是欧洲国家发证机关中最繁忙的。这些事情也许有助于解释德国为何在统一专利法院协议(Unified Patent Court Agreement)的批准上保持沉默了。毕竟,规矩好用的时候为什么要改呢?
Kappos先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知识产权领域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在担任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期间,他通过专利改革法案帮助美国专利体制达成了最伟大的立法改革。在Kappos先生的领导下,随后的法案执行是专利局历史上规章制度最为全面,公众参与度最高的时期。Kappos在2013年突然离职,没人知道所有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奥巴马政府当前对于改革的立场,使他不能继续发挥作用。这位前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如今是Cravath Swaine & Moore律所的合伙人。Cravath的首席合伙人Allen Parker表示,“Dave的到来使公司如虎添翼。他能为客户解决最为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那些涉及交易活动以及诉讼和反垄断的事件。”
去年高通公司主要发展中国的业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虽然2015年开局不利,高通公司年底收官倒还不错。2月份的时候,为了摆脱中国反托拉斯机构的调查,高通宣布同意支付9亿7500万美元的罚款并改变其在中国的许可政策。余下的时间里,高通寻求与中国企业签订许可交易,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远超预期并对收入造成了负面影响。然而到了下半年,好消息纷至沓来:高通与小米、天语、海尔和奇酷纷纷达成协议。在标准方面,高通对IEEE的专利政策变化表示出明显的不满,不过随后貌似找到了应对的好方法——斥资24亿美元收购了英国芯片厂商CSR。最值得一说的是,面对股东们的质疑,高通董事会顶住压力商讨把公司业务分为产品与专利授权两部分。12月高通发表声明否决了这个建议。那么,高通是否就此一帆风顺了呢?结局仍是未知。高通确保持续增长的风险还在,亚洲的反托拉斯问题更是让人伤神,高通费尽心机反对的美国专利改革也仍对其构成威胁。
2月份Smartflash LLC因苹果公司侵权获得了高达5亿3000多万美元的赔偿金,和预料的一样,斥责“专利流氓”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就是Patrick Racz不废一兵一卒、不做一件产品,却打败了世界头号公司的经营方式。苹果公司不得不因防守失败自食其果,而Racz却实实在在地赢了一笔。尽管2月份他逆袭成功,但Racz离宣告胜利还远着呢。7月份,在PTAB上诉时,Smartflash控告苹果和其他大科技公司的专利侵权面临着重重挑战。2015年,Racz向大家证明了,不论如何,小公司是有希望在美国赢得对巨型跨国企业的专利诉讼的。2016年我们对小公司是否仍能获胜拭目以待。如果Racz真的赢了,不少人会将之视为“专利流氓”成功利用了不健全的专利体系;如果他输了,另一些人则会觉得这是对一种合理侵权的经营方式的认可。
NPE们的日子举步维艰,作为一个公开上市的NPE CEO估计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当Jim Skippen2015年6月宣布退出任职9年的WiLAN时,谁也不觉得意外。让人惊讶的倒是几个月之后,公司董事会成功说服他复职,任期至少3年。尽管Skippen和同行们一样,需要费尽口舌地去帮助发明者理解专利授权的运作,但毫无疑问他为WiLAN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最近的成果是与几家日本的大公司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并监督了两家专利大鳄的收购——一家是奇梦达 ,另一家是飞思卡尔半导体——这些变动大大提高了其投资组合的规模和多样性。除此之外,Skippen是一个更重视履行协议而不是从每一次谈判中攫取高额利润的人。去年他接受IAM杂志采访时表示,“当你一开始以低于预期收益为目标时,签订一份合同通常更好。这是因为长远看来,平行利益会多于任何当前交易收益的不足。”在如今充满挑战的NPE环境下,这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方法,也很可能是最正确的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希望从世界的制造中心变成创造中心。SIPO庞大的专利申请统计和国内技术企业对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日益增长的应用足以证明这点。另一方面的表现则是收购——秘诀就是如果你不能造,那只需要买就行。2015年间,清华大学所属的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清华控股公司——成为中国科技并购中的出色玩家,并做了一系列在IP行业非同小可的交易。5月份,其上市公司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23亿美金的价格买下惠普旗下华三通讯(H3C)的多数股权;10月,另一家控股公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为美国硬件制造商Western Digital15%的股权支付了37.8亿美元。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紫光集团最看重的是以230亿美元的资产收购美国的芯片制造巨头Micron,不过显然因为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受阻。清华控股董事长徐井宏透露,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投资300亿元研发移动芯片,以达到缩小同高通差距的目标。
原文出处: IAM 第76期 The IP personalities of 2015 – who they are and why they made the grade
作者: Joff Wild
来源:专利这个圈儿